在北京东部有一个名为“八里桥”的地区,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一百多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历史性大战——“通州八里桥之战”,这也是中国军队与西方联军之间的首次大规模野战。当时,天时、地利、人和都似乎倾向于中国方面,三万清军与三千英法联军对峙。然而,结局却出乎意料,中国军队全军覆没,而英法联军损失微乎其微——根据中国历史记载,英法联军死伤人数约千余人。战败后,京城被敌军占领,甚至圆明园也遭到了焚烧融易富配资,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后人往往将这场战役视为西方通过强大火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个典型案例。然若仔细分析清军惨败的原因,除了武器的落后,还应归咎于清朝政府所做的一系列错误决策。
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之战爆发。清军由名将僧格林沁指挥,三万大军,包括绿营兵和蒙古骑兵,迎战英法联军约三千人。战斗一开始,英法联军主动出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所有步兵隐藏在灌木丛和战壕中,伺机而动;而骑兵则首先冲击敌军的两翼。清军士兵们奋勇向前,齐声呐喊,挥舞长矛和弓箭冲向敌阵,试图破坏敌方的战斗阵型。有的清军甚至逼近敌军指挥部,进行攻击。然而,清军的长刀和矛在英法联军的火枪和炮火面前毫无优势,八里桥的石栏被炸成碎片,桥面上满是清军的尸体。最终,清军未能守住八里桥,三万将士英勇战死。
从英法联军的战斗力来看,他们经过了拿破仑战争的锤炼,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英法联军由义务兵和职业军官组成融易富配资,装备有配有刺刀的火绳枪和滑膛炮,战术上采用空心方阵和“三段击”阵型,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器威力。相较之下,清军的武器显得落后和粗糙。
展开剩余68%史学家研究表明,1860年左右,清军的火炮在样式和原理上与英军的火炮相似,但由于制造工艺的落后,质量却大不相同。首先,清朝的铁质材料较差,冶炼技术落后,导致火炮粗糙且容易爆炸,甚至伤及自军的射手。为避免火炮爆炸,清军将大炮炮管加厚,但这样反而使得大炮变得笨重,且威力不如西方的小型火炮。
在铸造火炮工艺方面,英国当时采用了先进的铁模,而清朝则继续使用泥模,铸造的火炮粗糙,导致炮弹的弹道不稳定,射击精度差。西方在火药燃烧、弹道学等领域早已积累了大量经验,而清军在这方面远远落后。除此之外,清廷的官员为了个人私利,往往偷工减料,这使得清军的火器质量更加堪忧。
因此,在鸦片战争的炮战中,清军的岸炮与西方舰炮对抗时,虽然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但敌军战舰未曾被击沉,清军阵地却被炮火摧毁得千疮百孔。除了火炮,清军的火枪也存在问题,他们使用的火绳枪常常因为枪管不均匀、膛线不规则而发射不准,甚至会因枪膛炸裂造成自伤。在火器性能远不如敌军的情况下,僧格林沁过于依赖蒙古骑兵的冲锋力,最终使得八里桥之战成为骑兵的悲剧。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火器自宋代开始逐渐得到大规模应用,至明朝,火器技术已得到很大发展。然而,清朝入关后,尽管康熙年间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技术进步,但这些技术主要用于皇室,未能大规模用于军队,导致火器技术的发展停滞,甚至退步。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
然而,战败并不仅仅是因为武器的劣势,八里桥之战还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比如,咸丰皇帝的犹豫不决,以及清廷在与英法联军谈判时不断犯下低级错误,都为战败埋下了隐患。
在八里桥之役前,曾发生过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那时,英法舰队不顾中国军队的劝阻,强行闯入大沽口防区。僧格林沁愤怒之下巧妙设伏,让英法联军误以为大沽口防线不设防,趁机向其发起炮击,英法联军损失惨重,被迫狼狈撤退。
尽管这一战清军侥幸获胜,但清廷却误判形势,依旧摆出“大清天朝”的架子,与英法谈判时,坚决要求对方向皇帝行跪拜礼,否则谈判破裂。更为严重的是,僧格林沁将英法的39名谈判使节扣押,送进刑部监禁。
史料记载,在押送过程中,僧格林沁每次责骂使节,侍卫就会重重敲击英方代表巴夏礼的头部;另一个代表洛基则被清兵抓住头发和胡须融易富配资,在僧格林沁面前跪地叩头。与此同时,使节身上的金属饰品、怀表等贵重物品也被清兵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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